戏子由

宛丘先生长如丘，宛丘学舍小如舟。

常时低头诵经史，忽然欠伸屋打头。

斜风吹帷雨注面，先生不愧旁人羞。

任従饱死笑方朔，肯为雨立求秦优。

眼前勃谿何足道，处置六凿须天游。

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无术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苏轼

1月8日，是苏轼的生辰。身为摩羯座的他曾感叹，摩羯座命格不好，注定一生多谤誉。但比起那些坎坷曲折，其留下的诗词名篇穿越千年时光仍熠熠生辉。对于自认命格不好的他来说，也算一种安慰。眉山“一门三进士”孕养了一身的风流倜傥的士大夫底蕴，乌台诗案后，黄州惠州儋州的仕途轨迹磨炼出了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。

其人其文其事，千百年来被大家所津津乐道，甚至乎各地流传的美食秘方、传闻轶事，都总爱跟这位好玩的“大胡子”扯上点关系。但是苏东坡与法律的渊源，只怕跟这首《戏子由》一般，少为人知。

在苏轼的家乡眉山，士绅研读法典之风盛行，受此影响，苏轼自幼熟读史论，对各种法律掌故也是信手拈来。

在宋仁宗嘉祐二年，苏轼为应考进士作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一文，其中谈到：

可以赏，可以无赏，赏之过乎仁；

可以罚，可以无罚，罚之过乎义。

过乎仁，不失为君子；

过乎义，则流而入于忍人。

故仁可过也，义不可过也。

即，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，赏就是仁慈的；然而，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，罚就超出义法了。过于仁慈的仍然是君子，超出义法则是残忍。

对于刑罚，苏轼则认为，滥用刑罚，不仅无助于统治，反而会损害刑罚的尊严。

这彰显了苏轼对为政执法应本于仁厚的重视，跟现代所推崇的“宽严相济”、“法律的惩罚与教化作用”的理念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此文虽为应试文章，但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，结构严谨，说理透彻，正是撰写法律文书的要义。

法律人的自我修养还包括论辩之道。在法庭上，无论是行使诉权的公诉人，还是为嫌疑人利益而战的辩护人，身份立场虽然不同，视角和观点往往有所相悖，但是一个老练的法律人，擅长在平凡琐碎的事实中提炼出惊人之见，还能做到逻辑自洽，言之有理。

这也正是苏轼的拿手好戏，除诗词外，如《留侯论》《晁错论》等议论文名篇，展示了东坡利用习见史料，作翻案之论的辩才。有趣的是，不仅是苏轼，苏洵、苏辙也都擅长议论文，三苏的议论文各有特色，但是都能做到圆融自洽。

以三苏《六国论》为例。

老苏为文气势磅礴，把六国之弊归于赂秦，虽然有倒果为因之嫌，但胜在文辞纵横精妙又极富韵律，为千古名篇。

苏辙谓六国不知天下之势在韩魏的观点，颇有现代流行的地缘政治观感。

苏轼则以“养士”来分析六国之久存，秦之速亡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三人观点看似刁钻偏颇，但妙在各自都观点鲜明，论据充分，论证层层递进且还暗合了三人性格特点，很值得我们法律人学习。

读书万卷不读律，

致君尧舜知无术。

这句诗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，一者认为，苏轼重视法律，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的话，无法辅佐君王成为尧舜之君而实现天下太平；或者认为，苏轼不重法律，读书万卷也不要读法律，辅佐君王成为尧舜之君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。

两种观点各有道理。然而中学语文老师教导过我们，读诗不能离开时代背景。苏轼所在的北宋，法治思潮兴盛，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推出新法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苏轼虽然是变法的激烈反对者，但其一生与法却也有绕不开的缘分。

不管苏轼怎么看，读书万卷也读律，才是一个合格的法律人的自我修养啊。